舌头乐队吴吞生平经历 ，黑暗乡村的新旅行

吴吞学会了开车。以前，吴吞是个不开车、讲究环保和不杀生的人。不过开车还是方便。现在他开一辆二手日本越野车，转向、停车都很谦让，看不出是个新手。

大理坐落在连片的山里，山叫苍山。从城市这一边走到那一边，还是走不出苍山。沿着山向下走，是一片闪光的湖。八月的时候，大理天空很高，云彩从山的一边滚到另外一边。有时正行走在山上，忽然眼前一片白茫茫，那就是云彩正在过山。有时在山下，云彩带着雨刷刷往下掉。大理有很多水，飘在天上就是云，落在地上就是雨，聚成湖泊就叫洱海。

现在吴吞仍然不杀生。他已经48岁了，住在一处闹市间的小院子里。院子有五间屋子，四间联排，一间独屋。联排的屋子都有长长的屋檐。下雨时，院子里种着的冬青、吊兰、苍耳等植物就挂满了水滴。花盆里，放了一只陶瓷小鱼。

院子里植物太多，何况大理气候温暖，就适合小虫子生长。晚上，如果苍蝇太多，吴吞就会把它们捉起来，放在玻璃罐子里，再到院子里放飞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苍蝇又飞回来了。

那这样做有什么必要？

这是他移居大理的第二年。

2020 年 8 月，吴吞在 大理的家中。新专辑 刚刚发行，乐队抵达 大理的第二天，在吴吞 家中以书为鼓、以两把 琴与一把贝斯进行了 最简单的书房排练。

23年前的1997年，在乌鲁木齐成立的舌头乐队，原班成员是主唱吴吞、键盘手郭大刚、吉他手朱小龙和李红军、鼓手李旦，以及贝斯手吴俊德。后来这支乐队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地下乐队，乐评人张晓舟用“吉他英雄”来形容吉他手朱小龙，用“中国鼓王”来形容鼓手李旦。

而吴吞，被公认为一个诗人。他所写的《复制者》后来被痛苦的信仰乐队翻唱，成了名作。但由于成员变动，这支乐队几经聚散。到了2017年，又散了。

树下摆着待客的桌子。大理的红枣和茶水很透，一不小心容易吃多。推开门，人还没迎上来，几条大狗先雀跃着奔过来。今天来了客人，狗见了人，满院子雀跃。

都来了。新的贝斯手小飞、吉他手大江、鼓手胡子，还有设计师小阮。院子里站不下。除了我，每人都有刺青。大江小臂文了一袖的青色，扎了个丸子头。小飞梳着一头雷鬼辫子，胳膊上文了骷髅头，还有“舌头”两个字。“舌头”二字经过了小阮的设计，成了新logo的样子，看起来像古代村落的图腾。

院子里偏居一隅的小屋长久无人住，只有两张沙发和一张桌子。胡子拿了本书，敲了一下，就放在桌子上。加上吴吞，文身的男人都进了小屋。几条狗跟着钻进去，溜进去看热闹，结果只听得见滴滴滴滴的节拍器声音，然后一个人喊“一二三起”。狗只好又出来。

院子里响起来劈了的吉他声，还有鼓槌打在书本上的哒哒声。

一整天，吴吞很少说话。他在吉他琴颈上别了根小棍子，这样会弹出一种劈柴似的声音。琴弦刚要震动，就被止住。这样弹下去，音调也变了。使劲刷弦下去，就变成了单调的节奏声。像有人掐住脖子，想说话，却被止住，又不停反复的样子。

这样的两把吉他，合奏起来的时候，就像两个哑巴有节奏地声嘶力竭。轻一点、重一点，都像对话。鼓槌落在书上发出闷声，小飞弹了把木贝斯。贝斯声线与鼓槌捉摸着节奏，虽然只是弹了个不插电的样子，还是编织出流动的节奏。

吴吞低声和着乐器唱起来。这时他谁也没看。他唱出的歌词是：“一头小毛驴，驮着一个嘎老汉，他们已经在路上，走了很久很久……”很久是多久？不知道。

接下来唱的是一只不会采蜜的小蜜蜂，它总是在发愁自己学不会采蜜。再接下来是一个喜欢偷自己东西的财主：“他不知道除此以外，还能从哪里得到快乐。”

这时，假如你不小心与他对视，会发现他的眼神很尖锐地飘在很远的地方。

吉他越来越快，只剩下节奏，没有转调。接下来几乎只剩重音。刷弦跟着鼓槌。两把吉他的重音、贝斯的节奏配合起来，跟着鼓槌冲撞。最后的重音过后，两只吉他安静下来。如果这是一场戏剧演出，此时两个哑巴就会轰然倒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重新调弦。鼓刷刷在书本上，歌里出现了沙沙的节奏。两把吉他又一起合奏起来，不过这次轻松惬意。

几轮合奏完，吴吞不说话。“可以。”小飞过了一会儿说。“可以了吧？”胡子问吴吞。吴吞点点头，还是不说话。

窗台上摆着一小丛仙人掌，它一开始闪着太阳的反光。后来窗外越来越暗，云彩越压越低。窗台上的植物里，陶瓷小鱼也逐渐暗淡下来。走出屋子，狗看到客人们起身。又围了上来。

郭大刚说，他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愣了一下，感到自己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。“吴吞和大江两个人两把吉他，已经把旋律、节奏全都装满了。”他赞叹，“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已经非常完整了，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了。”

郭大刚是吴吞的哥哥。两个人一随父姓，一随母姓，分别生于1970年和1972年。后来，在广州现场介绍郭大刚时，吴吞说：“这是键盘手郭大刚，舌头乐队至今留下的唯一老成员。”

吴吞没把自己算进去。他老这样。

在我听来，老成员有两个意思，一是资历，二是年纪。大江、小飞（邱威铭）、胡子（邱宇龙），三人都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。

鼓手胡子2019年底才正式加入舌头乐队。他跟我说，听说吴吞要去大理的时候吓了一跳，因为“我们都知道去了大理的人都变成什么样了”。

他的意思就是，去养狗、住院子、养生，做小买卖。有时候心情好，小买卖就不做了，出门晒太阳去。

胡子大笑着拍桌子，他身高一米八多，体重两百多斤。拍桌子时，桌子震出了余波。

“当时一阵害怕。这才刚入队，结果大哥要去大理了。大哥不会不玩了吧？”结果没多久，2019年初，吴吞叫他去大理。他听到了新专辑，开始继续配鼓。

这张专辑叫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，是一张独立制作与出品的唱片。其中全为原声乐器。乐评人孙孟晋形容这张专辑为“黑暗民谣”。里面的歌分别写下了一个爱偷自己东西的财主、一块肯为爱燃烧的木炭……其中有一首叫作《杀鸡待客》。客人到了村子里，主人要宰鸡待客时，鸡说话了：“下蛋下得脖子驼，杀我不如杀只鹅”；鹅又说：“下蛋累得脖子长，杀我不如杀只羊。”羊说……

这首歌来自《莒县民间文学集成》，吴吞把它选了出来，重新谱曲演唱。在这首歌里，家畜们推来阻去，谁也不肯刀落在自己头上。一层层下去，鸡推给鹅，鹅推给羊，羊推给狗，狗推给马。最后，只有猪看得开，反正吃千瓢食万瓢糠，早晚脱不了见阎王。

舌头的歌词，都由吴吞来管。选择这首歌词的时候，他说总是做一个梦：在梦里，狗捉到了一只老鼠，一口咬破了老鼠的肠子，一条水泥路横跨一条村子……

他没有继续说这个梦具体是什么，我也没有接着问。但是从歌里，你能听得出一个黑暗的村庄的样子。那里有凄然怪响的唢呐。奇异的打击乐，加上齐整的节奏，像古怪山村里的仪式。

第一天排练完，我们喝酒。吴吞不喝。

48岁了，他已经有点驼背，但对于样貌来说，他的目光过于敏锐。他的头发挽成一个小揪子，从帽子后面透出来。在屋里或者屋外，他都不会摘掉帽子，也一直穿一身水洗过头的牛仔服。

他关切每个人，吃好了没有、喝够了没有。但他吃饭很克制。一勺米饭，拌点青菜就够了。

吴吞很少说话。但我注意到，假如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，通常只要他得出一个结论，话题就基本结束了。

比如说，到了晚上，烟酒正浓的时候，两桌人争了起来。席间的男人纷纷表示，婚姻还是应该要孩子；但女人们表示，孩子还是不该要。最后，大家共同把目光投向吴吞。吴吞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，男人还是应该要孩子的。

并没有什么道理，就是“应该”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，答案仍然只有“应该”。他并不强迫其他人改变观点，但会带着一丝不好意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于是这个话题就同样结束了。

郭大刚与吴吞的父母原籍湖北。明末清初时两广填四川，父亲一家就搬迁到了四川的仁寿，从此定居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。两人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在村里做管理工作。但是在60年代初，四川发生大饥荒。

吴吞与父亲严肃地讨论过这段家史，得出的结论是“父亲是一个求生意识很强的人”，他没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，在管制与饥饿中坐以待毙，而是跑到新疆去了。

具体历程，吴吞没有细说，只说：“他跟我讲的，我心里都不敢想。太厉害了。甚至还被人拿枪追打过。”但是最终，他们的父亲安全抵达了乌鲁木齐，并在那里遇到了他们的母亲，一个出身于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工家庭的女孩。当时号召每个家庭“只留一个在身边”，于是母亲就从天津来到了乌鲁木齐。

母亲到了车站，按说应该前来接车、分配这些知青的单位消失了。矿务局的农六师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了，决定接走他们。但是1966年，查出母亲出身有问题。没有一个人再敢和母亲说话，除了父亲。在天池脚下的农场里，两人相遇相爱。后来，郭大刚与吴吞出生在厂矿医院里，住在天山脚下，乌鲁木齐市区外二十公里的农场，每天开门就是博格达峰。天山每一个山坳中，都有冲刷而下的雪水。森林里住满了动物鸟兽。山地下的湿地里，铺满了三米高的芦苇荡。矿务局在这里开矿。

母亲从天津带来几大箱的书，其中有大量的俄苏文学书。他们的父母成长于冷战时期，又随着冷战的逐渐消退而逐渐老去。在吴吞记忆中，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莱蒙托夫。只是那些对俄苏文学的记忆，早已渐渐淡去了。

母亲书柜中的莱蒙托夫，这样面对战争：“烽火燃起了，我的朋友们；光荣的旗帜也已在飘扬。它用神圣的号角召唤着，快奔向血的复仇战场！”那时候英雄主义时刻被宣扬，树立起的仍然是战争的偶像。而这些偶像，反映在中国，就是保尔·柯察金、牛虻等形象的流行。在电影、文学中，俄苏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就是为人的标杆与榜样。这样的状态，一直持续到1985年。此时，距离父母相遇已有20多年。郭大刚与吴吞也从孩子变成了年轻人。

与此对应的是俄苏文学影响的消退，郭大刚在年轻时第一次读到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才翻开第一页，就停不下来了。“里面的村子，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一模一样。”而这本书，写的是南美村落从时间开始时的家族兴衰，战争，殖民，以及随后的暴风席卷一切。在其中，没有英雄。

2020年11月，深圳现场的演出中，原苍蝇乐队主唱、如今是多媒体艺术家的丰江舟，为舌头乐队制作了动画视觉。两支乐队曾于20世纪末相交，这是他们时隔20年的重新相会。现场，《复制者》等老歌都使用丰江舟专门制作的全新背景。

1985年，吴吞记得原本野兽丰盛的家乡山脚下，不再有走兽、飞禽了。但新的音乐来了。在一篇自述里，吴吞记述了与郭大刚一起经历过的流行音乐热。1986年一天夜里，吴吞下了晚自习回家，刚躺下，就听到郭大刚偷偷爬起来出门。吴吞拽住他，说，“你要是不告诉我去哪儿，我就告诉爸妈。”郭大刚只好带上他，结果是去朋友家里听音乐。那是他们第一次从广播电台里，听到当年的美国乡村十大金曲颁奖晚会直播。几个偷听广播的孩子把广播录了音，人手一盘。

回想起这段时间，吴吞在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的自述里写：“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音乐，我们几乎全都听过。现在还有些纳闷，听到的大多数是爱情歌曲，难道他们一直都在谈情说爱吗？比较有冲击力的比如，‘冷得连隐藏的遗憾，都那么地明显……’（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）”

慢着。我问郭大刚，为什么舌头写不出流行歌曲的那种情情爱爱？“你们的歌里，都是社会、人性这种跟流行音乐完全对立的歌词。”

他随随便便地把责任都归到新疆的水土、气候上：“可能是那个地方吧，非常彪悍。我们小时候都是弱肉强食，孩子们打架都会动砖头，新疆的孩子打架都见血。”

到了1991年，乌鲁木齐没人再戴绿军帽，直筒裤也变成了喇叭裤。朋友去西安矿业大学读书，带回来一盘崔健的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。这是他们听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。

1997年，郭大刚27岁，吴吞25岁，舌头已经进入了创作的爆发阶段。几个人：吴吞、郭大刚、李旦、朱小龙、李红军还有吴俊德开始没日没夜地排练。

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，如果你也曾是厂矿工人、农民，其实很容易分辨出他们音乐当中的工业节奏、工业声响。在舌头的这些乐手中，吉他手朱小龙是水泥厂的工人，李旦原本是豫剧团的鼓手。他们一起在新疆长大。从小时候起，玩的游戏就是战争：互投石块，做皮筋枪、火柴枪。边境上中苏开战的消息总是缭绕，学校里教的也是战争：备战备荒防苏联。电影里播放的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、朝鲜的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。孩子们分拨做打仗的游戏，等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就把硝烟味带到了音乐里。

“灯红酒绿。”郭大刚对我说，“90年代的乌鲁木齐，就是灯红酒绿。到处都是夜总会，许多乐手都从夜总会里出身，技术都特别好。”

“1997年到2003年是舌头爆发的阶段。当时的录音如果能留下来，几天就能撑满一张专辑。你说是不是？”郭大刚转头问吴吞。吴吞点了点头。

1997年，吴吞每天晚上在夜总会里度日如年，想着去北京见识见识真正的摇滚乐。结果几个人一商量，就真的去了。但舌头到了北京，终于到了摇滚乐的首都后，并没有演出机会。几个人就闷头排练。1997年，每天七小时、十小时地排练。当时，迷笛学校就是摇滚乐的大本营。在专业乐手的注视下，这群从新疆来的人像是疯了。

“就是一种本能。”郭大刚跟我说，“我们的音乐合奏起来非常凶，但都不是刻意去找的。每个人都有创作的冲动，当时正好到了一个往外喷发的阶段，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”1997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2003年，每天都在排练、即兴、喷发。只要有一个人有新动机出来，其他人就会跟上。只不过这些都没有录音。

这些喷发的结果，还包括《小鸡出壳》《传子》等一批流传了二十年的作品。时至2020年，当这些歌的前奏在现场响起，都会引起全体的欢呼。今天，舌头的许多音乐仍然难以寻找。一些录音流落在私人收藏中，而出版过的唱片早已绝版，现在只有盗版CD偶尔可以一见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舌头的现场，你以为这些歌曲只有在地下流行，或者已成历史。但所有人都会跟着唱。2014年，舌头乐队录了一首歌。从此以后成为每场的压轴曲目。2020年开启“假如明天消失”巡演后，有一首歌，每场都会引发大合唱。

这首歌叫《妈妈，一起飞吧》。在这首歌里，吴吞写道：“……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，也没有一片树叶年轻；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，流放之地已灯红酒绿。”

当时人们刚接触摇滚乐，livehouse还是个新鲜词。等到第一次演出时，台下也都是专业乐迷、乐手。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从此之后，“有一支新疆乐队特别狠”的传说不胫而走。这个冲动的时期并没有延续太久。2003年后，随着吉他手朱小龙的离队，乐队陷入了低谷。2013年，小龙回来，又离开。期间，吉他手李红军、第一任鼓手李旦、第二任鼓手文烽相继由于不同原因离开。每次人员变动，都会大伤元气。

吴吞在北京现场演出中。

在现场，有时他状如猛兽，

有时沉醉失神入迷，

还有时像诗人吟唱。

谈起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音乐人，吴吞承认：“那就是崔健。”“但崔健没有那么躁动吧？”我问。吴吞点点头，说：“主要是精神上的影响。”

崔健非常喜欢舌头。2016年，他把舌头乐队带到了电视节目《中国之星》上。在节目开始时，他就在电视上，在舞台中央，喝了一口酒。喝完才继续说：“我平时不是一个酒腻子，这是为了让我放松，为了让我更自然一点。希望大家原谅我，让我说出一些由衷想说的话。”

他想说的是：“这是来自新疆的一个死磕的摇滚乐队，它的名字叫舌头。所有摇滚乐迷都会知道这个乐队……当美女爱过帅哥之后，也许会爱上野兽。不，猛兽。所以你们是幸运的。”接下来，舌头演出了《妈妈，一起飞吧》。

舌头的音乐是由丰满的律动组成。每个人都在其中掌管着一部分创造。每个人加起来，形成了整体的织体。乐评人张晓舟形容舌头的音乐是“灵魂出窍”。但从合奏的结果来看，不是舌头乐队哪一个人灵魂出窍，而是整体出窍。每个音乐人在加入舌头后，都要经过集训一般的重新学习。

“2000年左右演出的时候，达到了一种状态，完全出神。在那种状态下，弹错的也是对的。”郭大刚说这些的时候，会给人一种羞涩的感觉。不知道是因为这种状态难以传达，还是怕因为对方无法体验，而感到不好意思。

正规的音乐训练不是这样。2008年，后来的新鼓手胡子以西南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音乐学院，专修爵士鼓专业；2012年，考入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。结果进了舌头，他发现：“我以前学过的东西都不管用了，怎么打都老是错一拍。”而此前，他所加入的金属乐队，都以节拍齐整、快速推进为美。

那些前任，包括朱小龙的吉他、李旦的鼓，都已经给舌头的音乐立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，节拍套着节拍，如主歌4拍，但到了间奏时会变成11拍。因此，假如按照流行音乐的套路，必定会错乱一拍。胡子花了很久来适应这种体系和律动。舌头的音乐异常警醒。它不会让人全部沉醉。突然的变速、变拍，会让乐手与乐迷全体突然警醒，但是脱离不开。

吴吞醒了。他从黑暗的后台起身，从沙发上起身，穿过小门来到台上。当天排练的曲目是《五味瓶》。其中这样写：“一个财主，爱偷自己的东西。他把东西从一间屋子，搬进另一间屋子。人们都说，他的神经，出了点问题……”此时，他的声音中有细至不可察觉的高频在轻微抖动。

节奏与律动，声音与旋律已经编排好了。只有吴吞的声音在抖。当吴吞歌唱时，他更像在做戏剧表演。他会在话语中加入讽刺、戏谑。细微的表情经过乐曲的衬托，很容易引起听众的神经颤抖。但这一切都淹没在节奏里。

就算新歌取消了吉他噪音，全以木吉他等原声乐器作为节奏，《杀鸡待客》中的黑暗律动仍然让观众灵魂出窍。郭大刚说：“现在人工智能好像让人无所不能了？但我经常有窒息的感觉，一直觉得战争从来没有离去过。”

从崔健推荐起又过了1年，2017年，吴俊德因身体原因离队。至此，1997年组成的原班人马，经过20年，终于消散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以吴吞、郭大刚、大江、邱宇龙、邱威铭组合成的新舌头。

2020年的专辑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中使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实验，比如非洲乐器、吉他非标准调弦……这张专辑的录音非常丰满，但因为异常实验，所以一开始没人知道会做出什么来。

在乐队成员到齐后，吴吞会召集大家录上一整天。但是第二天，他可能会告诉大家：“录得非常好，但是不用了。”只能重新再录。

大理还是懒散。更何况设备、调音一起出问题。等到正式排练，已经是三天之后了。每个人的声音都加入了大量的加工、润色。等我到了livehouse，线缆已经像盘踞的群蛇一样，连接到每个人的乐器。乐器再通过神经中枢，传导出音色与声量。

正式排练场地在三塔倒影公园旁。这个公园以小湖倒映出的景色著名。排练舞台是全尺寸场地，以正式演出的标准安排。

小飞状态非常稳定，啪啪地打着贝斯弦。胡子也是，重音异常饱满。大江插上吉他。吴吞还没到时，三个人已经在舞台上完整地过了一遍《复制者》。郭大刚在旁边听着，线缆从他面前的键盘延伸而出，像电子章鱼的腿一样交错蔓延。但他又是光头、留着短短胡须，像个道士或者武林高手。这就让他的形象尤其特别，好像90年代美国漫画中的仿生道士。小飞与胡子互相填补重音的空隙，大江用吉他托底。郭大刚在键盘后面煽风点火。一轮齐奏完，郭大刚说：“听起来你们三个人已经不需要我们这些老家伙了。三个人就已经密不透风了。”小伙子们知道是夸奖，一起高兴起来。

吴吞在后台，躺在沙发上休息。黑暗的后台里，他默不作声。如果不是些微的一点光线，你也注意不到他。

只有在唱出《甘南的屋檐下》时，你才能听出吴吞的改变。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当代藏族诗人刚杰·索木东。他是这样写的（以下有删节）：

甘南的屋檐下

已经不能写下

草地青稞

牛羊和牧人

甚至不能写下大风

写下一阵虚构的马蹄声

甚至不能写下，人近中年的孤独

甘南的屋檐下

已经不能继续写下

村庄灯火

黄昏和歌谣

只能安静地等待

一场大雪

只能等待一轮苍白的月亮

继续揭开

无尽的黑夜

从1997年舌头在北京首演以来，到出版这张专辑已经过去了23年。吴吞的声音从戏剧性中脱出，在这一次，终于与日常言谈无异。不需要用力，每个词都自然流淌而出。

乐队成员在大理排练中。如今乐队成员中，只有吴吞与郭大刚仍为舌头初创成员。新生代成员已经支撑起舌头大半。图中人物依次为：郭大刚，鼓手邱宇龙，贝斯手邱威铭。

郭大刚说他从来都不了解吴吞。“我和他是亲兄弟，还长了他两岁，但其实我并不了解他。”

从他的角度看，他也无法理解，吴吞为什么会写出《复制者》《妈妈》那样的歌词。

“你看吴吞总是在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。因为《复制者》的歌词，里面写复制一个马克思，复制一个恩格斯，写的就是现实。现实社会里，教育体制就是把人一个个复制出来。你问他歌词是怎么写的，他肯定跟你说，这就是现实和事实。现实和事实并不是他发明创造的，文字也不是，那他说这些其实与他都没有关系，也是对的。”

他看着天台围栏外的工厂。这是“假如明天消失”巡演倒数第二站，在一个小时后，丰江舟与舌头的新组合，就要再次上台。此前，他们已经毫无停歇地演出了二十多场，足迹遍及全国。

但总有什么启示是一致的吧？我问他。吴吞在谱新专辑中的《杀鸡待客》时，说自己总是梦见一条狗咬死了一只老鼠。

那你会梦见什么？我们站在深圳华侨城的天台上，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。一朵小小的云彩爬上了郭大刚的帽子。在他面前，是一座座工厂般的楼宇。

以下是郭大刚的自述：

虽然我是吴吞的亲哥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了解他的程度，远远比不上他了解我的程度。小的时候，大概是小学，或者初中？我也不记得了。有一次他掰着他的手掌，跟我说，你看我的手掌，我是个天生的唱才。

天生唱歌。吴吞说“我是天生唱歌的”。这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，他只跟我说过一次，就仅仅这一次。

小时候我和他在一起，那时我们没有娱乐，只能看单位的露天电影。电影大概一个星期放两次，有时候一个星期放一次。当时看了一些电影以后，他就能够去表演电影里面的角色。我们住平房嘛。同一个院子的大人看完电影，经常会让小孩过来说“你演”，让你表演一下。

我在表演角色的时候，会经常磕巴，特紧张。说得很磕巴。但是他表演得特别好。演电影中小孩的角色，演得跟演员一样。

我们小时候是伴着战争的经历长大，对我们来说，战争一直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。就算扮演的小孩，也是战争片里的小孩。比如《潘东子》《鸡毛信》……

我是家里的老大。老大比较吃亏，不管小孩出什么事，都找老大的毛病，挨打最多的都是我。他就是个旁观者，他基本上都在看，他有时候会护着我。

他觉得我老挨打，这个事不对。他就去说，爸妈你这样不对，你不能这样打他。但是他说也没用，他说了就把他也打出来，就是这样。小时候我挨的比较多。

他的世界，他是不轻易告诉我的。比如说上学的时候，所谓的早恋，其实就是青春懵懂期的这些事情，基本上他是不跟我说的。

我是大大咧咧的，女孩子来信什么的，我就撂在桌面上。我跟爸妈的对峙，他基本上都在旁边。他是个旁观者。

从小我就会做一个梦：我在极其狭小的通道里，仅仅能容纳一个人的通道里，奋力地往外爬。有时是矿坑，有时是防空工事，或者地下通道，还有的时候是楼房中的通道。

在梦里，我会感到窒息，感觉自己出不来的那种绝望。那种在通道里的感觉。

这个梦从小时候就有。我后来分析这个梦，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？可能是因为我对我从我妈的身体里出来的过程，记忆太深了，以至于多年来记忆去不了。因为是从产道里出来的，我想梦肯定跟这个有关系。

从产道里出来就是奋力往外爬，有时候会看到一点光亮，有时候没有了，你会拼尽全力。

2008年我老婆生孩子，我是看着她生的。我觉得这个梦肯定是跟我自己出生的经历有关系。后来，看到我老婆生孩子的过程以后，好像谜题解开了一样，我就不再做这个梦了。

还有一段时间，我频繁地做梦。从2008年到2017年，这个梦在9年里反复出现。一年至少得有个一两次。

在这个梦里，看到的都是废墟，是没有人。我梦到自己在天上飞，看着整个城市空间，或者是一个小镇村庄，或者看到了青岛那样，半埋在土里的佛像、残破的庙宇。

在梦里，我飞得很自由。我知道自己有家人、有孩子、有吴吞。但是他们都不在。只有我在天上飞。

梦里我也问自己，问自己是不是感到孤独。但我想，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就是这样的。孤独就是你的本质。你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走的时候也一样。

应该是什么时候？2004、2005年以后。我发现吴吞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陌生。为什么我不了解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