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舌头乐队吴吞生平经历 ,黑暗乡村的新旅行

吴吞学会了开车。以前,吴吞是个不开车、讲究环保和不杀生的人。不过开车还是方便。现在他开一辆二手日本越野车,转向、停车都很谦让,看不出是个新手。

大理坐落在连片的山里,山叫苍山。从城市这一边走到那一边,还是走不出苍山。沿着山向下走,是一片闪光的湖。八月的时候,大理天空很高,云彩从山的一边滚到另外一边。有时正行走在山上,忽然眼前一片白茫茫,那就是云彩正在过山。有时在山下,云彩带着雨刷刷往下掉。大理有很多水,飘在天上就是云,落在地上就是雨,聚成湖泊就叫洱海。

现在吴吞仍然不杀生。他已经48岁了,住在一处闹市间的小院子里。院子有五间屋子,四间联排,一间独屋。联排的屋子都有长长的屋檐。下雨时,院子里种着的冬青、吊兰、苍耳等植物就挂满了水滴。花盆里,放了一只陶瓷小鱼。

院子里植物太多,何况大理气候温暖,就适合小虫子生长。晚上,如果苍蝇太多,吴吞就会把它们捉起来,放在玻璃罐子里,再到院子里放飞。结果过了一会儿,苍蝇又飞回来了。

那这样做有什么必要?

这是他移居大理的第二年。

2020 年 8 月,吴吞在 大理的家中。新专辑 刚刚发行,乐队抵达 大理的第二天,在吴吞 家中以书为鼓、以两把 琴与一把贝斯进行了 最简单的书房排练。

23年前的1997年,在乌鲁木齐成立的舌头乐队,原班成员是主唱吴吞、键盘手郭大刚、吉他手朱小龙和李红军、鼓手李旦,以及贝斯手吴俊德。后来这支乐队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地下乐队,乐评人张晓舟用“吉他英雄”来形容吉他手朱小龙,用“中国鼓王”来形容鼓手李旦。

而吴吞,被公认为一个诗人。他所写的《复制者》后来被痛苦的信仰乐队翻唱,成了名作。但由于成员变动,这支乐队几经聚散。到了2017年,又散了。

树下摆着待客的桌子。大理的红枣和茶水很透,一不小心容易吃多。推开门,人还没迎上来,几条大狗先雀跃着奔过来。今天来了客人,狗见了人,满院子雀跃。

都来了。新的贝斯手小飞、吉他手大江、鼓手胡子,还有设计师小阮。院子里站不下。除了我,每人都有刺青。大江小臂文了一袖的青色,扎了个丸子头。小飞梳着一头雷鬼辫子,胳膊上文了骷髅头,还有“舌头”两个字。“舌头”二字经过了小阮的设计,成了新logo的样子,看起来像古代村落的图腾。

院子里偏居一隅的小屋长久无人住,只有两张沙发和一张桌子。胡子拿了本书,敲了一下,就放在桌子上。加上吴吞,文身的男人都进了小屋。几条狗跟着钻进去,溜进去看热闹,结果只听得见滴滴滴滴的节拍器声音,然后一个人喊“一二三起”。狗只好又出来。

院子里响起来劈了的吉他声,还有鼓槌打在书本上的哒哒声。

一整天,吴吞很少说话。他在吉他琴颈上别了根小棍子,这样会弹出一种劈柴似的声音。琴弦刚要震动,就被止住。这样弹下去,音调也变了。使劲刷弦下去,就变成了单调的节奏声。像有人掐住脖子,想说话,却被止住,又不停反复的样子。

这样的两把吉他,合奏起来的时候,就像两个哑巴有节奏地声嘶力竭。轻一点、重一点,都像对话。鼓槌落在书上发出闷声,小飞弹了把木贝斯。贝斯声线与鼓槌捉摸着节奏,虽然只是弹了个不插电的样子,还是编织出流动的节奏。

吴吞低声和着乐器唱起来。这时他谁也没看。他唱出的歌词是:“一头小毛驴,驮着一个嘎老汉,他们已经在路上,走了很久很久……”很久是多久?不知道。

接下来唱的是一只不会采蜜的小蜜蜂,它总是在发愁自己学不会采蜜。再接下来是一个喜欢偷自己东西的财主:“他不知道除此以外,还能从哪里得到快乐。”

这时,假如你不小心与他对视,会发现他的眼神很尖锐地飘在很远的地方。

吉他越来越快,只剩下节奏,没有转调。接下来几乎只剩重音。刷弦跟着鼓槌。两把吉他的重音、贝斯的节奏配合起来,跟着鼓槌冲撞。最后的重音过后,两只吉他安静下来。如果这是一场戏剧演出,此时两个哑巴就会轰然倒下。

过了一会儿,重新调弦。鼓刷刷在书本上,歌里出现了沙沙的节奏。两把吉他又一起合奏起来,不过这次轻松惬意。

几轮合奏完,吴吞不说话。“可以。”小飞过了一会儿说。“可以了吧?”胡子问吴吞。吴吞点点头,还是不说话。

窗台上摆着一小丛仙人掌,它一开始闪着太阳的反光。后来窗外越来越暗,云彩越压越低。窗台上的植物里,陶瓷小鱼也逐渐暗淡下来。走出屋子,狗看到客人们起身。又围了上来。

郭大刚说,他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愣了一下,感到自己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。“吴吞和大江两个人两把吉他,已经把旋律、节奏全都装满了。”他赞叹,“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已经非常完整了,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了。”

郭大刚是吴吞的哥哥。两个人一随父姓,一随母姓,分别生于1970年和1972年。后来,在广州现场介绍郭大刚时,吴吞说:“这是键盘手郭大刚,舌头乐队至今留下的唯一老成员。”

吴吞没把自己算进去。他老这样。

在我听来,老成员有两个意思,一是资历,二是年纪。大江、小飞(邱威铭)、胡子(邱宇龙),三人都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。

鼓手胡子2019年底才正式加入舌头乐队。他跟我说,听说吴吞要去大理的时候吓了一跳,因为“我们都知道去了大理的人都变成什么样了”。

他的意思就是,去养狗、住院子、养生,做小买卖。有时候心情好,小买卖就不做了,出门晒太阳去。

胡子大笑着拍桌子,他身高一米八多,体重两百多斤。拍桌子时,桌子震出了余波。

“当时一阵害怕。这才刚入队,结果大哥要去大理了。大哥不会不玩了吧?”结果没多久,2019年初,吴吞叫他去大理。他听到了新专辑,开始继续配鼓。

这张专辑叫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,是一张独立制作与出品的唱片。其中全为原声乐器。乐评人孙孟晋形容这张专辑为“黑暗民谣”。里面的歌分别写下了一个爱偷自己东西的财主、一块肯为爱燃烧的木炭……其中有一首叫作《杀鸡待客》。客人到了村子里,主人要宰鸡待客时,鸡说话了:“下蛋下得脖子驼,杀我不如杀只鹅”;鹅又说:“下蛋累得脖子长,杀我不如杀只羊。”羊说……

这首歌来自《莒县民间文学集成》,吴吞把它选了出来,重新谱曲演唱。在这首歌里,家畜们推来阻去,谁也不肯刀落在自己头上。一层层下去,鸡推给鹅,鹅推给羊,羊推给狗,狗推给马。最后,只有猪看得开,反正吃千瓢食万瓢糠,早晚脱不了见阎王。

舌头的歌词,都由吴吞来管。选择这首歌词的时候,他说总是做一个梦:在梦里,狗捉到了一只老鼠,一口咬破了老鼠的肠子,一条水泥路横跨一条村子……

他没有继续说这个梦具体是什么,我也没有接着问。但是从歌里,你能听得出一个黑暗的村庄的样子。那里有凄然怪响的唢呐。奇异的打击乐,加上齐整的节奏,像古怪山村里的仪式。

第一天排练完,我们喝酒。吴吞不喝。

48岁了,他已经有点驼背,但对于样貌来说,他的目光过于敏锐。他的头发挽成一个小揪子,从帽子后面透出来。在屋里或者屋外,他都不会摘掉帽子,也一直穿一身水洗过头的牛仔服。

他关切每个人,吃好了没有、喝够了没有。但他吃饭很克制。一勺米饭,拌点青菜就够了。

吴吞很少说话。但我注意到,假如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,通常只要他得出一个结论,话题就基本结束了。

比如说,到了晚上,烟酒正浓的时候,两桌人争了起来。席间的男人纷纷表示,婚姻还是应该要孩子;但女人们表示,孩子还是不该要。最后,大家共同把目光投向吴吞。吴吞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,男人还是应该要孩子的。

并没有什么道理,就是“应该”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,答案仍然只有“应该”。他并不强迫其他人改变观点,但会带着一丝不好意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于是这个话题就同样结束了。

郭大刚与吴吞的父母原籍湖北。明末清初时两广填四川,父亲一家就搬迁到了四川的仁寿,从此定居,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。两人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在村里做管理工作。但是在60年代初,四川发生大饥荒。

吴吞与父亲严肃地讨论过这段家史,得出的结论是“父亲是一个求生意识很强的人”,他没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,在管制与饥饿中坐以待毙,而是跑到新疆去了。

具体历程,吴吞没有细说,只说:“他跟我讲的,我心里都不敢想。太厉害了。甚至还被人拿枪追打过。”但是最终,他们的父亲安全抵达了乌鲁木齐,并在那里遇到了他们的母亲,一个出身于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工家庭的女孩。当时号召每个家庭“只留一个在身边”,于是母亲就从天津来到了乌鲁木齐。

母亲到了车站,按说应该前来接车、分配这些知青的单位消失了。矿务局的农六师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了,决定接走他们。但是1966年,查出母亲出身有问题。没有一个人再敢和母亲说话,除了父亲。在天池脚下的农场里,两人相遇相爱。后来,郭大刚与吴吞出生在厂矿医院里,住在天山脚下,乌鲁木齐市区外二十公里的农场,每天开门就是博格达峰。天山每一个山坳中,都有冲刷而下的雪水。森林里住满了动物鸟兽。山地下的湿地里,铺满了三米高的芦苇荡。矿务局在这里开矿。

母亲从天津带来几大箱的书,其中有大量的俄苏文学书。他们的父母成长于冷战时期,又随着冷战的逐渐消退而逐渐老去。在吴吞记忆中,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莱蒙托夫。只是那些对俄苏文学的记忆,早已渐渐淡去了。

母亲书柜中的莱蒙托夫,这样面对战争:“烽火燃起了,我的朋友们;光荣的旗帜也已在飘扬。它用神圣的号角召唤着,快奔向血的复仇战场!”那时候英雄主义时刻被宣扬,树立起的仍然是战争的偶像。而这些偶像,反映在中国,就是保尔·柯察金、牛虻等形象的流行。在电影、文学中,俄苏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就是为人的标杆与榜样。这样的状态,一直持续到1985年。此时,距离父母相遇已有20多年。郭大刚与吴吞也从孩子变成了年轻人。

与此对应的是俄苏文学影响的消退,郭大刚在年轻时第一次读到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才翻开第一页,就停不下来了。“里面的村子,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一模一样。”而这本书,写的是南美村落从时间开始时的家族兴衰,战争,殖民,以及随后的暴风席卷一切。在其中,没有英雄。

2020年11月,深圳现场的演出中,原苍蝇乐队主唱、如今是多媒体艺术家的丰江舟,为舌头乐队制作了动画视觉。两支乐队曾于20世纪末相交,这是他们时隔20年的重新相会。现场,《复制者》等老歌都使用丰江舟专门制作的全新背景。

1985年,吴吞记得原本野兽丰盛的家乡山脚下,不再有走兽、飞禽了。但新的音乐来了。在一篇自述里,吴吞记述了与郭大刚一起经历过的流行音乐热。1986年一天夜里,吴吞下了晚自习回家,刚躺下,就听到郭大刚偷偷爬起来出门。吴吞拽住他,说,“你要是不告诉我去哪儿,我就告诉爸妈。”郭大刚只好带上他,结果是去朋友家里听音乐。那是他们第一次从广播电台里,听到当年的美国乡村十大金曲颁奖晚会直播。几个偷听广播的孩子把广播录了音,人手一盘。

回想起这段时间,吴吞在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的自述里写:“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音乐,我们几乎全都听过。现在还有些纳闷,听到的大多数是爱情歌曲,难道他们一直都在谈情说爱吗?比较有冲击力的比如,‘冷得连隐藏的遗憾,都那么地明显……’(张学友的《吻别》)”

慢着。我问郭大刚,为什么舌头写不出流行歌曲的那种情情爱爱?“你们的歌里,都是社会、人性这种跟流行音乐完全对立的歌词。”

他随随便便地把责任都归到新疆的水土、气候上:“可能是那个地方吧,非常彪悍。我们小时候都是弱肉强食,孩子们打架都会动砖头,新疆的孩子打架都见血。”

到了1991年,乌鲁木齐没人再戴绿军帽,直筒裤也变成了喇叭裤。朋友去西安矿业大学读书,带回来一盘崔健的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。这是他们听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。

1997年,郭大刚27岁,吴吞25岁,舌头已经进入了创作的爆发阶段。几个人:吴吞、郭大刚、李旦、朱小龙、李红军还有吴俊德开始没日没夜地排练。

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,如果你也曾是厂矿工人、农民,其实很容易分辨出他们音乐当中的工业节奏、工业声响。在舌头的这些乐手中,吉他手朱小龙是水泥厂的工人,李旦原本是豫剧团的鼓手。他们一起在新疆长大。从小时候起,玩的游戏就是战争:互投石块,做皮筋枪、火柴枪。边境上中苏开战的消息总是缭绕,学校里教的也是战争:备战备荒防苏联。电影里播放的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、朝鲜的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。孩子们分拨做打仗的游戏,等他们长大了,他们就把硝烟味带到了音乐里。

“灯红酒绿。”郭大刚对我说,“90年代的乌鲁木齐,就是灯红酒绿。到处都是夜总会,许多乐手都从夜总会里出身,技术都特别好。”

“1997年到2003年是舌头爆发的阶段。当时的录音如果能留下来,几天就能撑满一张专辑。你说是不是?”郭大刚转头问吴吞。吴吞点了点头。

1997年,吴吞每天晚上在夜总会里度日如年,想着去北京见识见识真正的摇滚乐。结果几个人一商量,就真的去了。但舌头到了北京,终于到了摇滚乐的首都后,并没有演出机会。几个人就闷头排练。1997年,每天七小时、十小时地排练。当时,迷笛学校就是摇滚乐的大本营。在专业乐手的注视下,这群从新疆来的人像是疯了。

“就是一种本能。”郭大刚跟我说,“我们的音乐合奏起来非常凶,但都不是刻意去找的。每个人都有创作的冲动,当时正好到了一个往外喷发的阶段,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”1997年开始,一直持续到2003年,每天都在排练、即兴、喷发。只要有一个人有新动机出来,其他人就会跟上。只不过这些都没有录音。

这些喷发的结果,还包括《小鸡出壳》《传子》等一批流传了二十年的作品。时至2020年,当这些歌的前奏在现场响起,都会引起全体的欢呼。今天,舌头的许多音乐仍然难以寻找。一些录音流落在私人收藏中,而出版过的唱片早已绝版,现在只有盗版CD偶尔可以一见。但奇怪的是,每次舌头的现场,你以为这些歌曲只有在地下流行,或者已成历史。但所有人都会跟着唱。2014年,舌头乐队录了一首歌。从此以后成为每场的压轴曲目。2020年开启“假如明天消失”巡演后,有一首歌,每场都会引发大合唱。

这首歌叫《妈妈,一起飞吧》。在这首歌里,吴吞写道:“……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,也没有一片树叶年轻;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,流放之地已灯红酒绿。”

当时人们刚接触摇滚乐,livehouse还是个新鲜词。等到第一次演出时,台下也都是专业乐迷、乐手。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从此之后,“有一支新疆乐队特别狠”的传说不胫而走。这个冲动的时期并没有延续太久。2003年后,随着吉他手朱小龙的离队,乐队陷入了低谷。2013年,小龙回来,又离开。期间,吉他手李红军、第一任鼓手李旦、第二任鼓手文烽相继由于不同原因离开。每次人员变动,都会大伤元气。

吴吞在北京现场演出中。

在现场,有时他状如猛兽,

有时沉醉失神入迷,

还有时像诗人吟唱。

谈起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音乐人,吴吞承认:“那就是崔健。”“但崔健没有那么躁动吧?”我问。吴吞点点头,说:“主要是精神上的影响。”

崔健非常喜欢舌头。2016年,他把舌头乐队带到了电视节目《中国之星》上。在节目开始时,他就在电视上,在舞台中央,喝了一口酒。喝完才继续说:“我平时不是一个酒腻子,这是为了让我放松,为了让我更自然一点。希望大家原谅我,让我说出一些由衷想说的话。”

他想说的是:“这是来自新疆的一个死磕的摇滚乐队,它的名字叫舌头。所有摇滚乐迷都会知道这个乐队……当美女爱过帅哥之后,也许会爱上野兽。不,猛兽。所以你们是幸运的。”接下来,舌头演出了《妈妈,一起飞吧》。

舌头的音乐是由丰满的律动组成。每个人都在其中掌管着一部分创造。每个人加起来,形成了整体的织体。乐评人张晓舟形容舌头的音乐是“灵魂出窍”。但从合奏的结果来看,不是舌头乐队哪一个人灵魂出窍,而是整体出窍。每个音乐人在加入舌头后,都要经过集训一般的重新学习。

“2000年左右演出的时候,达到了一种状态,完全出神。在那种状态下,弹错的也是对的。”郭大刚说这些的时候,会给人一种羞涩的感觉。不知道是因为这种状态难以传达,还是怕因为对方无法体验,而感到不好意思。

正规的音乐训练不是这样。2008年,后来的新鼓手胡子以西南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音乐学院,专修爵士鼓专业;2012年,考入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。结果进了舌头,他发现:“我以前学过的东西都不管用了,怎么打都老是错一拍。”而此前,他所加入的金属乐队,都以节拍齐整、快速推进为美。

那些前任,包括朱小龙的吉他、李旦的鼓,都已经给舌头的音乐立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,节拍套着节拍,如主歌4拍,但到了间奏时会变成11拍。因此,假如按照流行音乐的套路,必定会错乱一拍。胡子花了很久来适应这种体系和律动。舌头的音乐异常警醒。它不会让人全部沉醉。突然的变速、变拍,会让乐手与乐迷全体突然警醒,但是脱离不开。

吴吞醒了。他从黑暗的后台起身,从沙发上起身,穿过小门来到台上。当天排练的曲目是《五味瓶》。其中这样写:“一个财主,爱偷自己的东西。他把东西从一间屋子,搬进另一间屋子。人们都说,他的神经,出了点问题……”此时,他的声音中有细至不可察觉的高频在轻微抖动。

节奏与律动,声音与旋律已经编排好了。只有吴吞的声音在抖。当吴吞歌唱时,他更像在做戏剧表演。他会在话语中加入讽刺、戏谑。细微的表情经过乐曲的衬托,很容易引起听众的神经颤抖。但这一切都淹没在节奏里。

就算新歌取消了吉他噪音,全以木吉他等原声乐器作为节奏,《杀鸡待客》中的黑暗律动仍然让观众灵魂出窍。郭大刚说:“现在人工智能好像让人无所不能了?但我经常有窒息的感觉,一直觉得战争从来没有离去过。”

从崔健推荐起又过了1年,2017年,吴俊德因身体原因离队。至此,1997年组成的原班人马,经过20年,终于消散。取而代之的,是以吴吞、郭大刚、大江、邱宇龙、邱威铭组合成的新舌头。

2020年的专辑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中使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实验,比如非洲乐器、吉他非标准调弦……这张专辑的录音非常丰满,但因为异常实验,所以一开始没人知道会做出什么来。

在乐队成员到齐后,吴吞会召集大家录上一整天。但是第二天,他可能会告诉大家:“录得非常好,但是不用了。”只能重新再录。

大理还是懒散。更何况设备、调音一起出问题。等到正式排练,已经是三天之后了。每个人的声音都加入了大量的加工、润色。等我到了livehouse,线缆已经像盘踞的群蛇一样,连接到每个人的乐器。乐器再通过神经中枢,传导出音色与声量。

正式排练场地在三塔倒影公园旁。这个公园以小湖倒映出的景色著名。排练舞台是全尺寸场地,以正式演出的标准安排。

小飞状态非常稳定,啪啪地打着贝斯弦。胡子也是,重音异常饱满。大江插上吉他。吴吞还没到时,三个人已经在舞台上完整地过了一遍《复制者》。郭大刚在旁边听着,线缆从他面前的键盘延伸而出,像电子章鱼的腿一样交错蔓延。但他又是光头、留着短短胡须,像个道士或者武林高手。这就让他的形象尤其特别,好像90年代美国漫画中的仿生道士。小飞与胡子互相填补重音的空隙,大江用吉他托底。郭大刚在键盘后面煽风点火。一轮齐奏完,郭大刚说:“听起来你们三个人已经不需要我们这些老家伙了。三个人就已经密不透风了。”小伙子们知道是夸奖,一起高兴起来。

吴吞在后台,躺在沙发上休息。黑暗的后台里,他默不作声。如果不是些微的一点光线,你也注意不到他。

只有在唱出《甘南的屋檐下》时,你才能听出吴吞的改变。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当代藏族诗人刚杰·索木东。他是这样写的(以下有删节):

甘南的屋檐下

已经不能写下

草地青稞

牛羊和牧人

甚至不能写下大风

写下一阵虚构的马蹄声

甚至不能写下,人近中年的孤独

甘南的屋檐下

已经不能继续写下

村庄灯火

黄昏和歌谣

只能安静地等待

一场大雪

只能等待一轮苍白的月亮

继续揭开

无尽的黑夜

从1997年舌头在北京首演以来,到出版这张专辑已经过去了23年。吴吞的声音从戏剧性中脱出,在这一次,终于与日常言谈无异。不需要用力,每个词都自然流淌而出。

乐队成员在大理排练中。如今乐队成员中,只有吴吞与郭大刚仍为舌头初创成员。新生代成员已经支撑起舌头大半。图中人物依次为:郭大刚,鼓手邱宇龙,贝斯手邱威铭。

郭大刚说他从来都不了解吴吞。“我和他是亲兄弟,还长了他两岁,但其实我并不了解他。”

从他的角度看,他也无法理解,吴吞为什么会写出《复制者》《妈妈》那样的歌词。

“你看吴吞总是在说,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。因为《复制者》的歌词,里面写复制一个马克思,复制一个恩格斯,写的就是现实。现实社会里,教育体制就是把人一个个复制出来。你问他歌词是怎么写的,他肯定跟你说,这就是现实和事实。现实和事实并不是他发明创造的,文字也不是,那他说这些其实与他都没有关系,也是对的。”

他看着天台围栏外的工厂。这是“假如明天消失”巡演倒数第二站,在一个小时后,丰江舟与舌头的新组合,就要再次上台。此前,他们已经毫无停歇地演出了二十多场,足迹遍及全国。

但总有什么启示是一致的吧?我问他。吴吞在谱新专辑中的《杀鸡待客》时,说自己总是梦见一条狗咬死了一只老鼠。

那你会梦见什么?我们站在深圳华侨城的天台上,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。一朵小小的云彩爬上了郭大刚的帽子。在他面前,是一座座工厂般的楼宇。

以下是郭大刚的自述:

虽然我是吴吞的亲哥,但是我觉得,我了解他的程度,远远比不上他了解我的程度。小的时候,大概是小学,或者初中?我也不记得了。有一次他掰着他的手掌,跟我说,你看我的手掌,我是个天生的唱才。

天生唱歌。吴吞说“我是天生唱歌的”。这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,他只跟我说过一次,就仅仅这一次。

小时候我和他在一起,那时我们没有娱乐,只能看单位的露天电影。电影大概一个星期放两次,有时候一个星期放一次。当时看了一些电影以后,他就能够去表演电影里面的角色。我们住平房嘛。同一个院子的大人看完电影,经常会让小孩过来说“你演”,让你表演一下。

我在表演角色的时候,会经常磕巴,特紧张。说得很磕巴。但是他表演得特别好。演电影中小孩的角色,演得跟演员一样。

我们小时候是伴着战争的经历长大,对我们来说,战争一直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。就算扮演的小孩,也是战争片里的小孩。比如《潘东子》《鸡毛信》……

我是家里的老大。老大比较吃亏,不管小孩出什么事,都找老大的毛病,挨打最多的都是我。他就是个旁观者,他基本上都在看,他有时候会护着我。

他觉得我老挨打,这个事不对。他就去说,爸妈你这样不对,你不能这样打他。但是他说也没用,他说了就把他也打出来,就是这样。小时候我挨的比较多。

他的世界,他是不轻易告诉我的。比如说上学的时候,所谓的早恋,其实就是青春懵懂期的这些事情,基本上他是不跟我说的。

我是大大咧咧的,女孩子来信什么的,我就撂在桌面上。我跟爸妈的对峙,他基本上都在旁边。他是个旁观者。

从小我就会做一个梦:我在极其狭小的通道里,仅仅能容纳一个人的通道里,奋力地往外爬。有时是矿坑,有时是防空工事,或者地下通道,还有的时候是楼房中的通道。

在梦里,我会感到窒息,感觉自己出不来的那种绝望。那种在通道里的感觉。

这个梦从小时候就有。我后来分析这个梦,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?可能是因为我对我从我妈的身体里出来的过程,记忆太深了,以至于多年来记忆去不了。因为是从产道里出来的,我想梦肯定跟这个有关系。

从产道里出来就是奋力往外爬,有时候会看到一点光亮,有时候没有了,你会拼尽全力。

2008年我老婆生孩子,我是看着她生的。我觉得这个梦肯定是跟我自己出生的经历有关系。后来,看到我老婆生孩子的过程以后,好像谜题解开了一样,我就不再做这个梦了。

还有一段时间,我频繁地做梦。从2008年到2017年,这个梦在9年里反复出现。一年至少得有个一两次。

在这个梦里,看到的都是废墟,是没有人。我梦到自己在天上飞,看着整个城市空间,或者是一个小镇村庄,或者看到了青岛那样,半埋在土里的佛像、残破的庙宇。

在梦里,我飞得很自由。我知道自己有家人、有孩子、有吴吞。但是他们都不在。只有我在天上飞。

梦里我也问自己,问自己是不是感到孤独。但我想,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,就是这样的。孤独就是你的本质。你来的时候就是这样,你走的时候也一样。

应该是什么时候?2004、2005年以后。我发现吴吞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陌生。为什么我不了解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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